前面記到金代在天寧寺雕刻製版的《金藏》毀損,於元代重新雕版。在蒙古人統治下的王朝,工藝技術及宗教活動持續發展。南宋時期開始雕刻《普寧藏》及《磧砂藏》一直持續到元代仍然繼續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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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墨雙色套印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 |
元代在印刷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,在技術上出現書籍的雙色套色印刷。在組織方面,出現了由數個學校聯合分工刻印大部著述的工作形式。蒙古西征也把印刷術傳向歐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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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墨雙色套印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 |
套色印刷技術起源於宋代,但只見於紀載,未見實物。現存最早的朱墨套印本,為元至正1年(1341)中興路(今湖北江陵)資福寺刻印的《金剛經注釋》。我搜尋了一下網路,我們的國家圖書館有藏本,民國99年6月號的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中,顧敏前館長還撰文仔細介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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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墨雙色套印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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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墨雙色套印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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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墨雙色套印《金剛經注釋》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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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剛經》刻版 |
元代政府從事印刷的機構主要有興文署、廣成局和國子監。興文署規模不大,大部分書籍主要在杭州等地印行,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德3年(1299)皇帝下令編印《大德重校聖濟總錄》和至正5年(1345)在杭州刻印的《遼史》和《金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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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文署刻印《資治通鑑》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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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至正5年杭州刻印《金史》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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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至元7年杭州刻印《大元大一統志》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元政府重視教育,學校也是刻印書籍的重要機構,書院印書頗具特色,最著名的是在南宋國子監基礎上建立的杭州西湖書院。而元代學校刻印書籍工程規模最大的是儒學聯合刻印的新校訂本《十七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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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大德信州路刻印《北史》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下面是揚州博物館展示的元代雕版印刷書籍。
元代除了承襲宋版,採用顏真卿、歐陽詢、柳公權等名家的字體之外,當時還出了位大書法家趙孟頫,也成了當時刻書製版的標準字體之一。下面這一張照片是曾出現在我們高中課本,南宋大詞人辛棄疾的《
稼軒長短句》,製版用的就是趙孟頫的字體。元大德3年(1299)廣信書院刻,共12卷,是元代書院刻本的代表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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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稼軒長短句》 |
在元代作坊的戲曲、話本刻本中常出現簡體字,這一種現象在元中葉以後更加普遍。為了驗證解說牌的說法,我找了《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》裡元代的本子,發現裡面的用字很隨興,例如在下面的例子裏,"愛"字用的是簡體字,但是同樣在《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》其他的本子,還是用正體的"愛"字。
元初刻書版形式接近宋版,字大行寬,疏朗醒目,多為白口,雙邊。元中期以後,版式行款逐漸緊密,字體縮小,變長。改左右雙邊為四周雙邊,版心多作黑口或粗黑口。目錄和文內篇名上常刻魚尾,多為雙黑魚尾或花魚尾。版心記載卷數、字數、頁數、刻工姓名,書內多刻有牌記。
元代書籍最大的改變是書籍封面的版式,最早帶有插圖封面是建安書肆刻於元至治年間(1321-1323)的《新全相三國志平話》,這一種封面形式重視裝飾性和宣傳效果,反映印刷書籍為了吸引普羅大眾增進銷售數量,取悅讀者的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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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全相三國志平話》封面
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在裝幀形式上,較流行的是出現於南宋的包背裝,元中期以後普遍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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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主要印刷中心(翻攝自揚州博物館解說牌) |
參考資料:
1.揚州博物館解說牌
2.顧敏,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(2010.06)
3.《鐵琴銅劍樓元本書影集》
4.《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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